祝福鲁迅原文锦集三篇

　　一副残联，曲尽其妙

　　鲁四老爷的的书房里有一幅对联“……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地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

　　大凡文人墨客，官僚士绅，抑或儒雅学者，有志之士，每每悬幅于壁，其中固然有附庸风雅者，但更多的则为示其矢志所向，意趣所钟，或以为立世准则，行为标准。那么鲁四老爷的处世立身的准则又是什么呢？

　　让我们先展开那“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的”上联，全副对联应该是：

　　品节详明德性坚定，事理通达心气和平。

　　此联本为宋代理学大师朱熹注解儒家经典之解语，即为后世儒家信徒奉为经典，作为修身养性的标准，又绵延到了20世纪初叶，也成了鲁四老爷的修养标准。

　　此联之眼全在“事理”二字。“坚定”“和平”是行为标准，是“品节”详、“德性”明的必然结果，是外在表象的东西，而“品节”“德性”则取决于“事理”，“事理通达”则会“品节详明”，行事则“坚定、和平”了。

　　那么，这里的“事理”又是什么呢？当然是封建伦理的事理。所谓事，无非是封建阶级的“家”“国”之事，即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理”则是“理学”之理，是也孟之道，封建纲常之理。也就是说，唯有通晓畅达于也孟之道，唯有周详明了于封建伦常，才能有合格的“品节、德性”，也才能有“坚定、和平”的举此。而这一点，在鲁四老爷身上有着绝好的体现。

　　鲁四老爷“是一个讲理学的监生”，他案头堆放的是理学著作，墙上挂的是朱子格言，孔孟之道流布于全身血脉，封建耸理浸透了通体细胞。孔孟理学，封建伦常正是他处民立身，待物行事的准则。反过来，我们正可由其待物行事，逆察其立身之则。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文中对联隐半留半，指示鲁四老爷行为标准的只剩下了“心气和平”，而鲁四老爷也委实够心气和平的了。尽管鲁迅对鲁四老爷用墨不多，然而就是那些断断续续的只言片语，那些不紧不慢的行此训命，或隐或现地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平顺方正，沉稳从容的`极有涵养的“谦谦君子”的形象。他四平八稳，不苟言笑，他有板有眼，不慌不忙，就连发生失了帮佣这样的家政大事，他也依然迈了方步，“踱出门外”。“心气和平”到了这地步，能不令人咋舌？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绝妙的是，鲁四老爷的行事，更多的偏偏是非心气和平的一面；又岂此是非心气和平，简直是血涌性烈，恶骂频频，其实，鲁四老爷之行事，恰恰是以骂贯穿之，撮其要者，大致有三：

　　第一次，四叔“一见面是寒喧，寒喧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子之后即大骂其新党”。

　　骂缘于恨，大骂则缘于大恨。康梁维新不过意欲修补封建大厦，救其颓势，延其气数而已（事实上还未及补，不得救，无可延，自身却随民国胜利而堕落为保皇党），鲁四老爷且恨极而不容，从中足见其政治上极端的守旧顽固。在他眼里，孔孟正统，封建伦常丝毫不容非议，封建秩序纹丝不可触动，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就刻同诛共讨之。他是一个十足的封建卫道士。这个老古董在动荡变革的年代却居然“比先前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在在以他为首户的被他们辖制的鲁镇人“也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鲁镇则“年年如此，家家如此”，真正一潭死水，不见一丝微澜。

　　第二骂，是针对祥林嫂：“不迟不早，偏偏要在这时候，——可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

　　祥林嫂两度受雇于鲁四老爷家，她力气不不惜，食物不伦，鲁家一应苦累繁杂，全是一个担当，可当她再无血汗可榨取的进修，鲁四老爷便技术性她走，把她推向绝路。而最为残忍的是还要大骂这样的死者。哪里还有一点起码的同情心。满口的仁义道德哪里去了？这一骂，便骂出了鲁四老爷爷原形。祥林嫂的死与不死，鲁四老爷自然全不在乎，但她死得不早不迟，忌讳仍然极多的鲁四老爷就难免不大为光火恶言相加了。于残酷之外，更现其迷信愚昧，腐朽顽固。

　　第三骂，是冲着卫婆婆，冲着她大白天抢人。

　　鲁迅的《祝福》描写了中国贫苦农村妇女祥林嫂的人生悲剧，祥林嫂是一个勤劳、正直、善良、安分的劳动妇女。却遭到夫权、族权和神权的迫害丧了命。祥林嫂本不该死，但如果“吃人”的思想还存在，还会有千千万万的祥林嫂会被害死。

　　祥林嫂被迫与比自己小十岁的男人结婚，丈夫死后又被迫再嫁，可是却又再度丧夫，他的儿子还做了野兽的食物。祥林嫂是一个人生充满着坎坷的人物。可就是这样一位坚强的女性，让人为她的遭遇感到同情的女性。却被这些人当做物品卖来卖去，先是被她的父母卖，这样还不够，接着又被她的婆婆卖，捆着把她送进了花轿，没经过她的同意便稀里糊涂的嫁给了另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但我们在文章中可以看到，祥林嫂是做出反抗的，她额头上的疤痕便是她反抗留下的证据，可是她的反抗不是为自己争取自由和平等的反抗。她的反抗只限于害怕人们世俗的眼光会害死她，怕誓死不侍二夫的封建礼教会杀死她，她想以其被别人的目光杀死，还不如自己自杀死，这样还得个烈女的名声。但让祥林嫂没想到的事，他重新嫁的这个男人很勤劳，对她也很好，这些都给她重新生活的希望，可再度丧夫的悲剧，让她完全丢了魂，她知道这次丧夫意味着什么。别人不仅会说她不坚守贞操，还会说她是克夫相、扫把星。她已经不被这个吃人的社会所容纳了。我们从文章中可以看出，祥林嫂完全被封建礼教所禁锢着，因为她不用封建礼教禁锢着自己她会死的更快，因为这个社会就是用封建思想杀人的社会，到处是残忍和血腥，道貌岸然只是它的假面具罢了。

　　祥林嫂第二次回到鲁四老爷家当佣人，她只希望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换取起码的生存食粮，可在吃人的社会里她连这点低微的要求也得不到满足，封建礼教认为寡妇再嫁败坏风俗，何况她死了两个丈夫，更被看成了一个不祥之物。鲁四老爷不准她拿祭祀的东西，鲁镇的人对她的经历是嘲笑、歧视。毫无同情怜悯可言，这群人完全就是一群没有心肝，没有思想的动物。

　　祥林嫂没有抵抗的力量，最终悲凉的死去，祥林嫂的命运被这些“吃人”的人操控着，她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她没有做错什么！因为她的改嫁完全是被这些人所逼迫的，可这些人还无情的把她杀死，他们不能称其为人，只是一群社会的怪胎罢了。

　　《祝福》长期以来是在不考虑叙述方式的情况下被评论的，评论者将目光集中在小说中祥林嫂的故事上，从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角度，于祥林嫂的故事中归纳出故事的思想文化意义。但是《祝福》中，祥林嫂的故事是在“我”的叙述中出现的，“我”为什么要叙述祥林嫂的故事？这个问题，是研究《祝福》不能不回答的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换一个角度看。祥林嫂的故事其实是“我”的一个回忆，在本文中已经强调过，人物的回忆话语的意义，主要不在其回忆的内容，而在这个回忆对于回忆者的价值与意义。在“我”回忆中，祥林嫂的悲剧的原因是明确的，即她的悲剧概归因于社会。祥林嫂的悲剧归因是如何完成的？我们可以引一段用传统研究方法作的概括来说明。

　　祥林嫂是病态社会中正常悲剧的典型。悲剧的形成和发展，完全是按照这个社会的正常秩序进行的。小说不是以特地设计的个别好险邪恶的人物，而是以社会关系中的内在矛盾必然性作为推动悲剧情节发展的动力的。讲理学的监生鲁四老爷，俨然是封建势力的道德化身，所谓“事理通达”，表示他是按照最规矩的封建教条办事的；所谓“心气和平”，表明他并非格外奸诈凶残之徒。对于再醮重寡的祥林嫂，他用“伤风败俗”来评价她的生存，用“谬种”来论定她的死亡，均是从程朱理学的“道德心性”演绎而来，完全符合当时中国乡村小镇根深蒂固的占统治地位的伦理观念。连柳妈渲染地狱恐怖，也并非由于她心地歹毒，而是出自她对鬼神的虔信，她的思想和鲁四老爷的“不净观”一脉相通的。因此鲁家把她归入“善女人”，以示跟祥林嫂的区别，“有其主必有其仆”，写柳妈也是为了写鲁四老爷们的社会。即便是鲁镇的人们，对于祥林嫂痴心复述不幸的故事表示冷淡、嘲笑，把它咀嚼赏鉴成渣滓之后，更加以烦厌和唾弃，尽管气氛略嫌阴冷一点，但也是封建宗法制社会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淡漠关系的表现，如鲁迅所指出：“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正是在封建宗法制社会正常的秩序中，一个善良的生命被套上无以洗刷的罪名，带着滴血的人生和滴血的灵魂走进地狱。人们从祥林嫂被劫回并卖进深山，看到夫权与族权的交结；从再醮重寡的祥林嫂被视为不祥之物以至连奴隶也做不成，看到道统与权势的交结；从柳妈宣扬阴司把再婚女人锯成两半的酷刑，又看到夫权与神权的交结。因此，鲁镇社会成了以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为四大支柱的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缩影。祥林嫂受苦难、受宰割、受歧视、受唾弃的命运，成了封建宗法社会中千百万处于奴隶地位的农村劳动妇女的命运写照。

　　这个概括对于祥林嫂的故事而言，不可谓不全面，但是问题是“我”为什么要讲一个因社会而死的下层劳动妇女的故事呢？

　　我们首先研究在“我”回忆之前发生的事。

　　第一是“我”与鲁四老爷的故事。

　　他是我的本家，……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但是，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于是不多久，我便一个人剩在书房里。从“还是康有为”一语可知，“我”是更新的新党类人物，但是时间对于鲁镇只是自然的时间，仿佛一切都已经停止，“我”已经与鲁四老爷一类的人无对话的可能。不仅鲁四老爷如此，鲁镇的人们都如此：第二天我起得很迟，午饭之后，出去看了几个本家和朋友；第三天也照样。他们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而这故乡与故乡的人们生活得很满足，一至祝福，全镇家家都在预备“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也如此。”而他的住的地方也无可心解闷的可看的东西：……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我又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所以，他呆不住了，“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在我与鲁镇社会的关系中，反复叙述的是“我”之新，而在其叙述语调中透出高高在上的新人物对于陈旧落后社会的优越感。

　　在“我”与祥林嫂的关系中，这种优越感受到了挑战。这个自命不凡的新人物“我”遭遇祥林嫂的连环三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钉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她好呢？我在极短期的踌躇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

　　“也许有罢，——我想。”我于是吞吞吐吐的说。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啊！地狱？”我很吃惊，只得支吾者，“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唉唉，见面不见面呢？……”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踌躇，什么计画，都挡不住三句问，我即刻胆怯起来了，便想全翻过先前的话来，“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

　　正是祥林嫂的连环三问使“我”精神上有了负担：我乘她不再紧接的问，迈开步便走，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里很觉得不安逸。自己想，我这答话怕于她有些危险。她大约因为在别人的祝福时候，感到自身的寂寞了，然而会不会含有别的什么意思的呢？——或者是有了什么豫感了？倘有别的意思，又因此发生别的事，则我的答话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这个“我”因此不断千方百计地自我开解而又觉得有危机：

　　但随后也就自笑，觉得偶尔的事，本没有什么深意义，而我偏要细细推敲，正无怪教育家要说是生着神经病；而况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即使发生什么事，于我也毫无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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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总觉得不安，过了一夜，也仍然时时记忆起来，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豫感，在阴沉的雪天里，在无聊的书房里，这不安愈加强烈了。

　　在内心的矛盾中，主人公“我”决计走，也就是逃：

　　不如走罢，明天进城去。福兴楼的请墩鱼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现在不知增价了否？往日同游的朋友，虽然已经云散，然而鱼翅是不可不吃的，即使只有我一个……。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但是事与愿违，“我”还没有走，祥林嫂却真的死了。“我”为此惊惶，但是短工的一句话给了他安慰：

　　“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他淡然的回答，仍然没有抬头向我看，出去了。

　　然而我的惊惶却不过暂时的事，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已经过去，并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说不清”和他之所谓“穷死的”的宽慰，心地已经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还似乎有些负疚。晚饭摆出来了，四叔俨然的陪着。

　　“渐渐轻松”的心境与已经决定离开（正是逃离）之际，“我”进一步思索了祥林嫂的死：

　　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于干净净了。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

　　“我”正是在这样自我安慰、辩解之后，“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正是在这自我辩解的舒畅中，祥林嫂半生事迹的断片“连成一片了”。

　　综上分析，祥林嫂故事的被讲述，正是进一步证明了她的死的责任，在鲁镇社会，而与“我”无关。研究者已经注意到“我”、与“鲁镇”、“祥林嫂”与“鲁镇”、“我”与“祥林嫂”之间的三重复杂关系，但是，小说中还有一重关系，即叙述者与小说中的人物“我”与鲁镇世界的关系。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们已经指出，在第一人称小说中，叙述者与人物“我”并不是同一的：

　　叙述者——“我”回忆（讲述、叙述）/“我”之往事

　　话语行为者——故事中的人物

　　自称“我”——第一人称叙述

　　故事中的两个“我”：“经验之我”与“回忆”、“讲述之我”是同一个人，他们有时间上的先后，他们与话语行为的叙述者“我”不是一回事。当回忆的“我”讲述自己的往事时，过去的那个“经验之我”在时间上总是在前的，回忆之“我”总是在事后才能讲述，但是那个叙述故事的叙述者，在叙述故事之前总是对于故事的一切了如指掌的，回忆的讲述之“我”与经验之“我”其实都是叙述者的创造，它创造了“讲述之我”与“经验之我”的想象的生活时空，它凌架于“讲述之我”与“经验之我”的生活时空之上。正是这个叙述者“我”以超然的态度讲述着“我”与鲁镇世界的遭遇的故事，引导读者去寻思一个知识者与乡土中国的关系。而叙述者的这一呈现的结构方式，正体现了思考中国知识分子价值意义的思维模式。